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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针对客观上无法修复或没有必要修复的受损生态环境,不断探索建造草坪绿地、公益林、公益新能源充电桩等多种替代性修复方法。为进一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度,有效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北京四中院不断探索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新的使用渠道。在调解的自然之友研究所与现代汽车公司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北京四中院首次创新引入公益信托机制。被告现代汽车公司主动出资120万元设立公益信托基金,信托期限10年,信托目的为保护、修复大气环境,受益人为大气保护项目执行区域的公众。同时,运用公益信托的设立、信托财产的管理、设立专业委员会、设置信托监察人,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报告、公告、清算报告、违法起诉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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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师范大学2019届发展中国家硕士毕业典礼暨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五周年庆典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赛德说。  今年,来自31个国家的53名毕业生从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毕业。一年的学习中,除了在校课程,学校还设置了社会调研以加深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在陕西商洛等欠发达地区了解精准扶贫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江苏昆山等发达地区学习经济腾飞的经验……在不同地区,留学生们目睹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上了解了中国的政策,并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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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澳大利亚一家名为“燃”的旅游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兰德·迪尔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曹鹏程向记者介绍,从今年起,北京的入境游资源推广将重点聚焦冬奥会和中医健康养生这两大主题。作为世界唯一的“双奥”城市,北京的冬奥资源无疑将成为含金量十足的旅游推广点,冬奥会也将成为推动北京入境游的重要契机。此外,2020年的世界休闲大会等活动也将助力北京入境游。文化体验受欢迎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参观经典景点或是逛胡同、看京剧、吃烤鸭等传统的文化体验已不能满足海外游客的需求,他们希望能深入地体验当地更为丰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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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对北理工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立足国防、为国奉献,是北理工人的鲜亮底色;守正强基、创新拓天,是北理工人的时代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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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此之时,强制电视剧“瘦身”“挤水”不失为应时之举。

《庄子》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除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之外,还在于历代文人学者以不同形式对它进行的经典化建构。

有清一代,桐城派作为文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对《庄子》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接受与传播,为《庄子》经典化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思想上对《庄子》自觉接受桐城派宗法程朱,面对汉学的强势压力,始终坚持宋学以对抗汉学。 但现实生活的种种挫折与失意亦使这一群体开始自觉接受《庄子》。 桐城派领袖方苞、姚鼐皆以正统思想自居,但他们的作品中亦明显地流露出庄子思想倾向。 方苞在《封氏园观古松记》等文中借庄子表达了人生无奈和世事无常的情绪:“庄周云:‘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以一日之游而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万变,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向邪?”姚鼐《檥旧县》一诗真切地表达了超然世外的思想:“觕涉齐物旨,旷慕养生术。 逐事偶在途,澹怀犹一室。

复此对清远,未应嫌迟疾。 顾与渔父言,仰送飞鸟逸。 又浿沧波东,聊作前游述。

”其他如戴名世、刘大櫆等人的思想受《庄子》影响则更为明显。 到了清代晚期,面对世事的无常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桐城派学者更自觉拉近了与《庄子》的距离,以期通过《庄子》来慰藉人生,淡化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纾。 他在《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不成诗也》组诗中,自谓生于乱世,故将自己隐藏在庄子的精神世界里,“自处于逍遥之域,深得庄叟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之指”。 显然,在上述桐城派学者那里,庄子“逍遥”、“齐物”思想成为了他们逃避现实、寻求精神慰藉的良药。 桐城派人物思想上对《庄子》的接受与传播,还在于他们对《庄子》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刘大櫆有《庄子评点》、姚鼐有《庄子章义》、方潜有《南华经解》、吴汝纶有《庄子点勘》、马其昶有《庄子故》、林纾有《庄子浅说》,等等,借《庄子》以抒怀,无疑体现了这一群体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尚。

理论上对《庄子》主动吸纳桐城派主要以古文名世,他们在构建文统的过程中,《庄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庄子随顺自然、法天贵真的思想成为他们建构文艺理论王国的重要思想资源。

“自然”是桐城派文艺审美的至高境界。 姚鼐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一文中云:“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 ”《左笔泉先生时文序》中云:“左笔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远韵,澄澹泬寥,如人入寒岩深谷,清泉白石,仰荫松桂之下,微风泠然而至,世之尘埃不可得而侵也。

”为此,姚鼎提出“道与艺合”(《荷塘诗集序》)、“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答鲁宾之书》)的艺术境界,这正是庄子艺术精神之神髓。

桐城派还自觉追求庄子“全其真”的审美理想。 姚鼐在《赠陈伯思序》一文中云:“自周及魏晋,世崇尚放达,如庄列之旨。

其时名士外富贵、淡泊自守者无几,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达之中,又有真伪焉,盖人心之变甚矣!”显然,“真”是姚鼐评判人物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而“真”的内容即是庄子所倡导的“法天贵真”。

赋予《庄子》时代精神桐城派继承了明清以来“通子致用”的时代学术思潮。 对于看似无用的《庄子》,桐城派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态度。

他们大力倡导提高《庄子》地位,重视发挥其经世致用精神,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功利性目的。

首先,大力提高《庄子》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第一次将先秦诸子中的《庄子》等文章选入,这在历代文学选集中是一次突破,意义非凡。 曾氏又积极倡导将《庄子》作为教科书引入课堂,供士子们阅读。 不仅如此,曾氏甚至大胆地将庄子奉为三十二圣贤之一,并收入其《圣哲画像记》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曾门弟子黎庶昌与其师一唱一和,主张将《庄子》立为学官,并命曰“亚经”。 这种力倡《庄子》的做法,史上罕见其匹,无疑极大地扩大了《庄子》的社会影响。 其次,赋予《庄子》新的时代精神。

不同时代赋予经典不同的历史使命,也使经典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

清朝咸、同以后,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西学开始东渐,中西交流频繁,此时桐城派学者开始求新求变,主动以西学会通诸子。 曾门弟子中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开眼看世界,他们的诸子学思想融入了很多新的时代因素,开诸子学现代转型之风气。

薛福成是最突出的代表,他认为《庄子》一书“与泰西之学有相出入者”,因此从中西会通的角度阐释了《庄子》思想。

将《庄子》与西方现代科学联系起来,认为庄子是“电学、化学之权舆”、“天算之学、舆地之学之滥觞”等,这些看法虽然并不科学,但发前人所未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引领清代文坛二百年的桐城派,不仅全面推动了清代《庄子》经典化建构,而且为《庄子》经典化历程画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并直接开启了近现代《庄子》经典化的新历程,意义非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庄子》评点史”(12BZW063)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